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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公仆——孙文龙
发表时间:2017年11月16日 来源: 晋城在线 字体:[][][]

      

 

 

  每到开春养蚕时节,阳城县很多蚕农都会炸上一碗油蛤蟆(民间小吃)献在桑园和蚕室里,他们不是献祖宗,更不是敬蚕神,而是在悼念一位带领大伙儿栽下“摇钱树”的县委书记——孙文龙。

  一个离世33年的县委书记,能让阳城、武乡、屯留三个县的百姓一直记着他、念着他,用不同方式追思他、颂扬他。

  从老百姓自发捐款为他修纪念馆,从以他为原型拍摄的10集电视剧《沧桑情》,从好评如潮的大型豫剧《公仆孙文龙》,从众多赞扬的诗词小说、楹联曲艺中,作者找到了答案:

  “唯秉青松之气,方有千秋敬仰;允积伟业之光,乃得万众赞扬!”

  百姓谁不爱好官!一位生前为大众造了那么多福的共产党员,必定能换来身后万民敬仰。在阳城、在武乡、在屯留,老区群众一说起孙文龙总是声泪俱下,从他们的口中,一个人民公仆形象栩栩如生呈现在面前。

  一座塔树的是政去人声后、清白在人间的廉政典范

  走进孙文龙纪念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座用青石筑起的大石塔,上面镌刻着100个不同形状的“廉”字,寓意老区百姓对清官的敬仰和期盼。阳城县河北镇孤堆底村党支部书记孙晋军,把我们领进中国古今清官纪念馆,但见一句“古有一代廉吏于成龙,今有人民公仆孙文龙”的大字格外醒目,这是太行太岳革命老区百姓对曾任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县委书记孙文龙的衷心赞誉呀!好奇心驱使我们去追寻一个百姓心中的清官典范。

  第一个故事:姐弟恩怨催人泪下,父老乡亲为清官点赞。这是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真实故事。当时,孙文龙在阳城县任县委书记。那年,阳城缫丝厂招工,与他一奶同胞的姐姐孙花娥想让女儿进城当工人,听人说只要孙书记打个招呼就能办成,她满有把握地想:“弟弟和自己感情很深,况且从小是我这个姐姐每天供他吃,供他穿,供他念书,现在当了县里最大的官,这个忙他肯定会帮!”于是便拽着闺女匆匆进了县城。当孙文龙了解到姐姐的来意后,感到十分为难,一边是县里出台的明文规定,一边是对自己恩重如山的亲人,他半天没吭声。他深深知道这件事不能惹了姐姐,想着姐弟情分和姐姐家的困难,也理应帮上一把,但他也想到了组织原则,于是耐心地给姐姐解释:“这次招工的条件,一是照顾烈士子女,二是必须具备高中文化程度,三是对集体有特殊贡献者的子弟。咱三条一条也不符合,我打招呼不合适呀!”姐姐见他不松口,急得直掉泪:“文龙啊,从小我就心疼你,为供你念书遭婆家人反对,在家里都抬不起头来,姐就这么一个闺女,再难,你也千万给娃办了吧!”孙文龙一再解释:“姐,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全县30万人的‘父母官’,不能为了自家人,不顾老百姓。可是这一次真是难,以后再想办法行不行?”姐姐气坏了:“文龙啊,姐什么时候沾过你的光,就是这一点小事,你左一个不能,右一个等等,以后到什么时候?”说完拽着女儿就走。

  过了一段时间,姐姐还不死心,再次找到县委办公室向弟弟求情。没想到铁石心肠的孙文龙就是不答应。吃了闭门羹的姐姐气得脸色都变铁青了,临走时撂下一句话,既然你不认我这没本事的姐姐,我就当没有你这当了官就忘恩负义的弟弟!说着重重地把门一甩,气呼呼地回到了乡下。从此,姐弟相见形如路人,孙文龙几次欲求姐姐谅解,可姐姐再也不理他。

  直到1982年春天,因病重孙文龙在屯留县人民医院治疗。他一直觉得愧对姐姐和外甥闺女,在弥留之际让妻子和儿女转告姐姐,代他向姐姐说声对不起。一听说弟弟病危,姐姐急得饭也吃不下去,连夜从阳城老家赶到屯留医院。10年没见面了,等孙花娥走进病房,看到骨瘦如柴,只剩下一口气的弟弟时,一下子扑到病床前,姐弟俩抱头痛哭。

  “姐,兄弟对不起你,对不起闺女呀!你能原谅我吗?”孙文龙颤抖地用微弱的声音乞求得到姐姐的原谅。“小坤(孙文龙的小名)呀,其实姐早想通了,姐也知道你的难处,你是党的干部,不能带头破坏规矩。”亲耳听到姐姐宽宏大量的谅解,孙文龙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可不一会他又昏过去了。只听到病房内外哭声一片,原来是来看望的老百姓听到姐弟俩的对话,都被深深感动的。孙文龙去世后,老百姓把他的故事编成戏在乡村传唱,看的人都不禁泪湿衣襟。近日记者在阳城采访,见到了满头银发的孙花娥,92岁高龄的老人一提起这段心酸的往事,就不停地流眼泪。

  第二个故事:“三让”指标高风亮节,方显领导干部真本色。1973年,孙文龙的大儿子孙太林高中毕业了。孙文龙要他回农村去劳动。之前他已将女儿送到了农村,妻子梁小焕劝他留一个孩子在身边,可他说,独生子女家庭更需要这个留城指标,硬是说服孙太林把指标让给了别人,回老家孤堆底村当了农民。转眼3年过去了,县里给河北公社分了一个推荐上清华大学的名额,乡亲们一致推荐已经担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好后生孙太林。不料,几天以后,教育局把推荐名单送到县委审核时,孙文龙毫不犹豫地划掉了孙太林的名字,填上了一个兴建北留水轮泵水利工程时因公遇难的民工后代。

  孙太林听说以后,找到父亲理论:“你让我们兄妹到农村锻炼接受教育,我依了你。上次县里要我到公社当团委书记,你说我是孙文龙的儿子,不能搞特殊;如今这么好的机会,况且是贫下中农推荐我去上学的。你为什么又不同意呢?难道政策规定领导干部子弟不能读书?”妻子也为孩子据理力争,但孙文龙就是不开口。他知道指标有限,底下争得厉害。老干部要照顾,外籍干部也把宝押在这一回。有关系的找关系,没门路的也想试试。跳出农门上大学,这是当时多少青年人梦寐以求的啊!这个热点、焦点问题,全县人民都关注着,处理不好,影响很大。为堵死后门,孙文龙只能从自己身上开刀。他立即召开常委会,作出决定:一、先工作骨干后领导;二、先外籍干部后本地干部;三、先工农子弟后干部子弟。后来通过自身努力,招工转干,成为一名反贪局长和检察官的孙太林现在一说起父亲,就感到十分自豪。他说从当初对父亲的不理解到理解,父亲留给了我们弥足珍贵的良好家风。

  第三个故事:摔碗拒礼两袖清风,浩然正气传递正能量。这个故事发生在党中央落实文革和历次运动中的冤假错案时期,此时孙文龙已任武乡县委书记。他干工作向来雷厉风行、勇于负责,在极短时间内,经他手落实政策,平反昭雪恢复工作的案件就达上千起。许多人拿着烟酒,甚至现金来感谢他,都被他婉言谢绝了。

  一天晚上,孙文龙正翻阅着厚厚一摞的申诉材料,这时来了一位陌生老人,孙文龙赶忙起身让座。原来这位老同志是一名落实政策人员,因冤案时间长,受尽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摧残,曾经有申不了冤就去自杀的打算。孙文龙亲自审查,按政策为他平反昭雪,补发了工资,还恢复了工作。20年冤案一朝平反,老同志十分感激。掏出500元钱来感谢这个素未谋面的孙书记。谁知孙书记不仅不收他的钱,还大发雷霆,来了个棒打送礼人。婉言拒绝不起作用,他就把放在桌上的一碗饭,“啪”的一声摔在地上,大瓷碗碎了,饭洒了一地。老同志只好收起钱眼噙着泪水走了,之后他逢人就说,孙书记是个大清官!

  一个县委书记,连爱人的工作也不给安排,成了县委家属院一个收泔水的“养猪大嫂”,县委书记家能评上困难户,他还把100元救济款给退回去了。亲侄儿犯了法,他大义灭亲让依法判决。临终时居然找不到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穿的是担任县武装部政委时,一身褪了色的旧军装,但那鲜红的领章帽徽一直闪闪发光。在生命奄奄一息之时,他还在询问农民种植蚕桑的情况。

  最近,孙文龙被市纪委、市委宣传部树为十大清廉典范,被省社科院收录《三晋百名清官》一书。

  一出戏展现一个共产党员实事求是的责任担当

  敢于担当是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河北省春燕豫剧团演出的《公仆孙文龙》已演了400多场,场场观众爆满。戏里戏外都在评说,孙文龙,真是一个有锐气、勇作为、敢担当的好干部。

  拍板贩运红薯渣,坐牢判刑我顶着。1973年,阳城遭遇了连续3年大旱灾,全县严重缺粮。饿极了的群众偷偷下山到河南去担“粮食”。所谓“粮食”不过是些河南人喂猪的红薯渣。阳城紧邻河南,尽管当时县里给公社干部下命令,有的公社还在路口设了卡,但无论如何也卡不住保生存要活命的人们。你白天把着路,他们就夜里动身,成群结队挑着担子下河南。可是下河南也不一定担回红薯渣来,即使有时担了点玉茭(米)、红薯,也防不住被全部没收。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孙文龙心急如焚,决定亲自带人下河南去了解情况。这一去不得了,真的发现了大问题,而且比别人向他反映的更严重。孙文龙对同行的人沉痛地说:“罪过呀!咱们还一天喊着为人民服务,真要饿死人,我们就是罪人了。”返回阳城后,孙文龙当即向县委汇报了情况,并建议由政府出面下河南购买红薯渣,分给群众。

  听完孙文龙的汇报,好半天没人吭声。在座的每个领导心里都清楚由政府出面意味着什么,一不小心就会被打成反革命!孙文龙不是不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说:“我们不能再含糊了,必须采取行动。”

  有人问:“采取什么行动?出了问题,谁负得起这个责?”

  孙文龙说:“我。”

  就这样,由孙文龙亲自批条签字,拨出专款,组织车辆到河南购回100万斤红薯渣,帮助全县群众度过了饥荒。

  然而,就是这样一件为人民谋生存的事情,却还有人向上级告状。对此中央委托省委和晋东南地委组成联合调查组,专程到阳城落实情况。阳城县委不知如何是好,这时孙文龙勇敢地站了出来,他对调查组的同志说:“我是共产党员,必须讲真话,阳城去年因遇到特大旱灾,今春青黄不接,社员缺粮户增加,这红薯渣是为群众救命的。你们就是撤了我的职,判了我的刑,我都心甘情愿,反正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群众饿死。”孙文龙的一番话,深深打动了调查组的同志。

  接着,在机关干部大会上,孙文龙把这件事挑明了:“去河南拉红薯渣是事实,但同志们想想,我们吃的是农民种的粮食,拿着国家的俸禄,至少每月还有8斤白面,我们知道不知道,种地的过年吃不上一斤白面,现在连命都保不住,我们不能只说形势大好,就连群众的命都不顾了。你是什么共产党员?你的良心哪去了?”

  关键时刻敢担当,要对人民负责任。1973年7月7日,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将建设中的阳城县重点水利工程辽河水库大坝冲垮了。无情的洪水顺河而下,造成了巨大损失。中央、省、地急速派人现场调查,对辽河水库的设计、施工及防汛抢险逐项进行了审查。当时具体负责工程指挥的领导和有关科技人员心里忐忑不安。在这关键时刻,孙文龙挺身而出,主动承担了责任。后经有关部门对事故进行综合分析、论证、鉴定,结论为辽河水库的垮坝,并非人为事故,而是不可抗拒的天灾所致。

  孙文龙时时刻刻心中有党,心中有民,遇到麻烦不躲避,责任大事敢担当。如此好官,百姓怎能不惦记。

  一部书诠释了他一生勤政为民、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人生一部书,勤政为民史。孙文龙,把一生交给了党,用生命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农民作家赵为农创作了一部58万字的长篇纪实小说《孙文龙》,赠给了全国2600多名县委书记,引起强烈反响。

  采访中,阳城、武乡、屯留的老百姓都夸孙文龙敢想敢干,是第一个敢吃螃蟹的人。阳城寺头乡的老百姓不会忘记,是他第一个把东北苹果引进阳城试种成功,让老区人吃到了本地产的苹果;蟒河镇的农民不会忘记,是他第一个打破了自古“山茱萸”不出蟒河的神话,让红山芋遍布阳城山川;太岳老区的人民不会忘记,是他带头栽桑养蚕,使阳城成为“山西之首,华北之冠”;是他开渠截流,筑坝建库,创出了水资源综合利用全国第一县,白桑乡的“一滴水”精神闻名中外;是他相信科学大胆创新,在高寒山区试种棉花成功,受到周总理的赞扬。武乡的老百姓不会忘记,是他敢于实事求是平反冤假错案2220件,武乡经验在山西全省推广;是他移花接木,使武乡变为全国新蚕区的一面旗帜,受到国务院的表彰;是他改土治水,在一个县开展了136项农田水利建设工程;屯留的老百姓不会忘记,是他献身蚕桑事业,让屯留县五里庄丝织挂毯走向了世界。

  “谁说高寒山区不能种棉花?山西阳城大安头海拔1000多米,亩产皮棉就达到了150多斤嘛!”周总理在全国棉花生产会议上的讲话,既是对孙文龙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高度评价,也是对当时有人预言北方棉花亩产量突破不了百斤关的有力回击。

  孙文龙在高寒山区试种棉花始于1966年,时任副县长的孙文龙分管农业,一心想为群众做点事。于是他在大安头村搞起了科学种田。

  大安头村海拔1040米,山高气候凉,无霜期短,光照不足,这个村有史以来就没有种棉花的记载。当他身背拾粪篓,来到村里搞试验时,全村十人九摇头。可孙文龙天生不信邪!他相信志在人立,业在人创,坚信科学可以改变习惯。

  同是一道河,同是一座山,山下棉花单产过百斤,山上一株棉花也不长。他让生产队挑选了20亩背风向阳的山凹地,派技术员引进了生长期短的朝阳棉优种,自己和技术员一起亲自浸种、催芽、拌种,严把施肥耕地播种关,摸索出霜前下种霜后出苗,躲过春季最后一次霜期。他还因地制宜推广棉花密植早打顶新技术,主攻伏前桃,不留晚秋桃,以群体优势夺高产。他总结的“棉锄八遍桃如蒜辫”的农谚至今仍被当地棉农沿用。

  “为观察棉花长势和摸索棉花生长规律,孙书记常常头枕草帽和衣在地里过夜。”阳城县大安头村68岁的老支书李引宽说。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反复试验,高寒山区棉花试种成功了,乡亲们奔走相告。当年棉花单产达到了90斤,后来他又组织棉花专业队将面积扩大的60亩,在孙文龙手把手教授下,老百姓学到了科学植棉新技术,也创下了棉花单产一个又一个新奇迹!1972年该村棉花平均亩产达到158斤,成为山西省的植棉榜样,华北地区的先进典型。

  “要不是孙书记敢想敢干,亲自在高寒山区试种棉花,我一个小小的村干部哪能两次参加全国棉花工作会议,受到周恩来总理的表扬?”李引宽回忆起1972年和1973年两次在人民大会堂领奖和发言介绍经验的往事,仍然很激动。

  为山区人民找水,一滴水精神美名传。“高山顶上修条河,河水哗哗笑山坡,昔日从你脚下走,今日从你头上过。”说到引水上山,曾跟随孙文龙搞水利工程,跑遍了全县501个行政村,2674个自然庄的原阳城县农委副主任王小虎体会最深。

  阳城是个十年九旱的贫困山区,粮食产量低,吃粮靠返销,多少年一直没有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连年干旱导致人畜吃水十分困难。

  为解决这一难题,孙文龙当上县革委副主任后,又是下乡调研,又是查《县志》,分析水文资料,又是找农业、水利专家座谈,凭着多年的工作经验,一个将沁河水引到北留,利用湖泊的自然落差建设水轮泵站的大胆想法逐步形成。

  劈山改河,引水上山,这在阳城历史上是前无古人从没人敢想的,而孙文龙提出的方案工程庞大,22华里长的干渠,需动用几千民工。好多人劝他,你一个被夺权的县干部,还管那么多干啥?他说“我是共产党员,老百姓吃不上水我心急!”即使在被隔离审查,关在县水利局的旧阁楼里,他也不改初衷。白天挨批斗,晚上就悄悄和技术人员一起查资料,计算沁河的流量,精心设计北留水轮泵站的施工草图,还请水利专家和地方的“土专家”研究论证。有时不得不像地下工作者一样,白天休息夜里出动,打着手电,点燃马灯进行工作。1968年9月,刚站出来的孙文龙被结合进县革委班子,他冒着第二次被打倒的危险,毅然向县革委提出建设“北留水轮泵站”的计划。

  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只要是共产党领导,就得给人民办事。”为了全县30万人有水吃,能吃饱饭,他凭着对山区百姓的满腔热忱说服了主持县委工作的领导,在他的方案提交常委会讨论两次被否决的情况下,仍不灰心不气馁,冒着再次被打倒的风险一次次争取,最终以赤诚之心和科学论证打动了大家。工程上马后,兼任总指挥的孙文龙头戴一顶草帽,身背一个水壶和一个小挎包,整天奔波在水利工地上。

  经过奋战,北留水轮泵站终于建成了,成为当时华北地区第二大水利工程。“北留水轮泵站”的建成带动了阳城全县小水利工程的上马,台头风门二级提水工程、尹庄的引水工程、驾岭的穿山引水工程等三百多项中、小型水利工程先后破土动工,这其中不知凝聚了孙文龙多少心血和汗水。

  一次,孙文龙在云蒙山下的温沟发现一股清泉水,就高兴地带着县委书记和驾岭公社书记一起去看。早上5点钟起身,整整步行了12个小时,下午5点钟才到温沟。看着孙文龙面黄肌瘦的面容,县委书记的眼角湿润了:“多好的同志啊,他得跑多少山路,才发现了这股泉水啊!”

  孙文龙说,像温沟这样的山泉小水,全县就有16处。听了孙文龙穿山凿洞引水,再用倒虹将水引到驾岭的想法,县领导当场拍板决定了这项工程。一年后,工程竣工,解决了驾岭、尹庄两个公社世代人畜吃水难的问题。饮水思源,山区人打开水龙头,就会想起孙文龙。

  1976年10月,已经担任县委书记的孙文龙,亲自担任全县改土治水总指挥,组织了3000余人的水利专业队伍。他身先士卒,与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一把铁锤一副钻,成了水利战线的好石匠。他还建议为县委常委每人发了一副锤钻,并以凿的石头四棱见线,手上厚皮磨出老茧作为考核领导干部的依据。沁河、获泽河、芦苇河、东冶河四条河流洒满了孙文龙与县委一班人的汗水,换来的是全县8.6万多亩旱地变成了水浇地。接着他又一鼓作气抓水利,新上了董封水库灌区工程的改建加固、渠系配套,羊泉截潜流工程,红卫水渠的兴建及渠道的防渗砌筑,石窑引水工程以及一大批机电灌溉和人畜吃水工程共2300多项。当年国家水电部在阳城召开了现场会,人民日报社派记者来阳城专题采访,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科教片《山区人民找水》。

  履职书记兴三县,栽桑养蚕富百姓。无论在阳城,还是在武乡、屯留,只要提到蚕桑生产的发展,人们首先想到的是被当地群众誉为“现代嫘祖”的孙文龙。

  退休老专家,原阳城县蚕桑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元锁胜回忆起当年孙文龙书记在阳城、武乡、屯留三县兴蚕桑的事来就赞不绝口。

  从在阳城县寺头公社当主任动议发展蚕桑生产,到当副县长、县委书记抓蚕桑,实现全县地埂桑树化,奠定了华北蚕桑第一县的基础;从把武乡建成北方新蚕区,桑园连成片,受国务院表彰;到再树屯留蚕桑一面旗,他把“誓叫太行变苏杭”的诺言变成了现实。

  “每到养蚕时,就想起孙书记。他脚踏实地抓蚕桑,使全县基本实现地埂桑树化。人均百株桑、户养一张蚕,蚕茧产量一举突破百万大关,成为华北蚕桑第一县。”元锁胜动情地说。

  1957年3月,从太原返回家乡的孙文龙先后被任命为文敏乡(现改名固隆乡)乡长、寺头公社主任。在当公社主任期间,他经过调查研究,认定栽桑养蚕是山区农村致富的好路子。为鼓励发展桑蚕业,他亲自在公社门前试种7棵桑树给农民做示范。3年后,寺头公社的桑树由原来的2400株,增至31万株,跃居全县养蚕大社。

  1958年,刚调入寺头公社任主任的孙文龙就琢磨:“老百姓不仅要有粮吃,更要有钱花。”搞经济别人想都不敢想,他却说干就干。短短用了3年时间就把寺头建成了阳城县蚕桑收入第一乡。1964年,孙文龙调任阳城县润城公社书记,仅用2年时间,他又造了一个桑蚕之乡。

  孙文龙担任阳城县副县长、革委会主任、县委书记后,走遍了全县2674个村庄,继续大力倡导栽桑养蚕。1977年,蚕茧总产量达到60万公斤。“华北蚕茧第一大县”的愿望,孙文龙在任上得以实现。

  1977年5月,身患肝病的孙文龙服从组织安排,调至武乡任县委书记。他强忍肝痛,躬身调研,了解到武乡历史上曾经“十里桑麻遥带廓”的情况后,决定移花接木借鉴阳城经验在红色老区栽桑养蚕。三年时间,全县桑树由原来的1.4万株增到250万株;蚕茧收入由新中国成立以来29年的总和1.2万元猛增到496万元。由原来排列晋东南地区(共16个县)的第15位上升为第4位,成为全国新蚕区的先进典型。在全国蚕桑生产会议上,武乡县进行了经验交流。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多家新闻媒体作了专题报道。

  1980年10月,调任屯留的孙文龙再举“兴桑大旗”。他提出了“全县兴蚕桑,太行变苏杭”的目标,带领全县人民打响了兴桑致富的战役。当年建桑园188亩,产茧3800公斤。第二年桑园发展到3600亩,养蚕1500张,产茧5万公斤。仅用一年时间蚕茧产量就增长了12倍,在晋东南中部插起了一面兴桑旗,为屯留人民开辟了一条致富路,他却因为长期积劳成疾,永远长眠在上党这块古丝绸之路的大地上。

  从乡党委书记到县委书记,25年坚持抓蚕桑,足迹踏遍了三县的山山岭岭,带领农民栽下了上千万株桑树。一位退下来的原市委老领导说:“20多年抓住一件事不放,仅这一点就不简单,足以当干部的典范。”中国蚕学会理事长朱竹雯为孙文龙纪念碑题词:“孙文龙是中国发展蚕桑事业的一面光辉旗帜。”

  如今,渗透了孙文龙满腔心血和汗水的蚕桑产业,已成为老区农民的“摇钱树”,持续40年保持“华北蚕茧第一大县”的阳城县2006年底经国家质检总局认定“阳城蚕茧”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阳城18个乡镇被划定为“阳城蚕茧”地域保护范围。去年,阳城蚕茧总量达到368.15万公斤,蚕农收入达到1.55亿元。为百姓留下了致富产业,人们怎会忘记他。

  阳城的山山水水留下了他造福百姓的奋斗足迹。

  武乡的村村寨寨记忆着他乐为人民的忙碌身影。

  屯留的家家户户深切缅怀他春蚕一样的公仆情怀。

  人民公仆孙文龙,永远活在太行太岳老区百姓的心里!

 

 

    责任编辑:王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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